噩耗在周末傳來：華倫．班尼斯已過世。對我們《哈佛商業(yè)評論》英文版工作人員來說，是失去一位長期合作的作者和友人。還有許許多多人，也將懷念這位良師和指導者。
讓我們來界定「長期」的意義：華倫在《哈佛商業(yè)評論》發(fā)表的第一篇文章出現(xiàn)在1961年，標題是〈領導力的修正主義理論〉（“Revisionist Theory of Leadership”），那正是它傳達的意涵。半世紀后，那篇文章的訊息聽起來就不那么修正主義了：在日益復雜、不斷變化的商業(yè)環(huán)境中，企業(yè)需要的不是高高在上的獨裁者，而是作風較人性化、民主化的領導者。（班尼斯喜歡簡化為這個短語：從「威武男子轉變?yōu)榇髱煛埂瞗rom “macho to maestro.”〕）然而，當時的企業(yè)巨頭極不可能以這個方式看事情。
華倫協(xié)助促成的修正觀點，也發(fā)生在一個不同的層級。1961年之前，領導力的議題不是《哈佛商業(yè)評論》常見的文章類型。管理的重點是企業(yè)的有效建構及其運作的執(zhí)行。有些主管在鼓舞、激勵員工及察覺未來挑戰(zhàn)方面，勝過其他主管，但管理理論對于這些事實大致是避而不談的。這是不可言喻的領域，不適合成為一門科學的學科。
華倫喜歡說自己很幸運。在他為《哈佛商業(yè)評論》寫的最后一篇文章（一篇自我省思的文章，刊于2010年7月號，篇名為〈我的困頓成功之道〉）中，他甚至聲稱自己的職涯成功關鍵是「困頓」的：有事業(yè)心、沒有安全感、辛苦工作加上幸運。但正如諺語所說，人們可以為自己創(chuàng)造運氣。事實是，他在領導力的議題還不受重視時，就抓住它，并在其正統(tǒng)性上升的過程中持續(xù)關注，誠然，華倫促使領導力的研究變得重要，因為他和真正的領導人經(jīng)常有思慮深入的互動，而成就了他自己的深入見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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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什么他當初會被領導力所吸引？華倫認為自己受到多種影響，包括道格拉斯．麥葛瑞格（Douglas McGregor），麥氏闡述的X理論與Y理論，讓經(jīng)理人大開眼界，看到管理員工的較好方法。華倫從二次大戰(zhàn)退伍，進入安提亞克大學（Antioch College）時，麥葛瑞格正擔任校長，華倫在領導人和倚靠領導人者的互動中如魚得水。但很難不相信他的名字竟然也影響了他。生于1925年的華倫．賈梅利爾．班尼斯（Warren Gemaliel Bennis），名字取自在任內意外過世但名望如日中天的一位美國總統(tǒng)（譯注：指1923年過世的哈定總統(tǒng)〔Warren Gemaliel Harding〕），不過那位總統(tǒng)的身后之名隨著丑聞的曝光，很快就蒙上永恒的污點。取了和聲名狼藉的領導人同樣的名字，必定讓年輕的華倫決心努力探討，究竟是什么使得一些人留下偉大的遺澤。
歷經(jīng)數(shù)十寒暑的職業(yè)生涯后，華倫持續(xù)無畏地投入難以研究但更難忽視的議題。他研究了〈說故事領導學〉（“The Leader as a Storyteller”，1996年），并探討了造就領導者的關鍵時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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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領導人的七段奇幻旅程〉（“The Seven Ages of the Leader”，2004年）。他在與諾爾．提區(qū)（Noel Tichy）合撰的〈決斷力〉（“Making Judgment Calls”）一文中論述領導者的智慧能力，以及在2009年與詹姆斯．奧圖（James O’Toole）合撰的〈下一步：坦誠〉（“What’s Needed Next: A Culture of Candor”?）中，論述領導人如何影響其企業(yè)文化。在早期的著作中，他常常高瞻遠矚：例如他在1964年宣告，「民主是不可避免的」，以及在后來的著作中，不可避免地對此做了一些回顧。
華倫可能一直如他聲稱的有事業(yè)心、沒有安全感，勤奮工作和幸運。但他也迷人、和藹可親、敏于省思、慷慨大度、富有幽默感，而且向來都很樂觀。華倫在回憶錄《驚喜的年代》（Still Surprised，繁體中文版由臉譜出版）出版時，接受《哈佛商業(yè)評論》的采訪，提到他可能還會出版一本書：
我在想，雖然還不是很認真，但我的下一本書可能會取一個詞，我不是篤信宗教的人，但這個詞有強大的威力：就是《恩典》。我想這個書名也許正適合一本談論慷慨、尊重、救贖和犧牲等議題的書。這一切聽起來好像有宗教的意味，但我想到的全都是未來領導者需有的素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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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恩典》永遠無法成書陳列于書店。但是有幸認識華倫并與他共事的人，和他在一起時已明白這本書的內容是什么。